以色列的启示：从中国股市看与国际接轨的盲目性

以色列的启示：从中国股市看与国际接轨的盲目性

　　旅居新加坡学者董玉振

（注：该文最早写于2015年8月前。当时有感于股市的剧烈震荡对社会的巨大伤害对国家金融创新产生警觉，随写成此文。这是一篇完全不涉及政治，是个纯粹的经济课题，但奇怪的是被新浪博客删除，甚至连垃圾箱或秘密文档中都找不到，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真是咄咄怪事。感谢热心网友将该文转载至强国论坛等多个网站，使得该文得以保留下来。该文出来后，当时有几位工商界朋友都私下向我表达了对该文内容的肯定。本次刊载于此时有所调整）

目录：

引子（新加内容）

一、金融业方向与国家战略目标相背

二、金融业反常高收入的危害

三、融资融券和此次股市暴跌

四、来自以色列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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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最近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归国学者施一公教授对清华优秀学生都硕士报考经管和金融表示不以为然，对此我给予高度支持和认同，不由得让我想起2015年股灾后所写的这篇反思文章，和施校长的观点有高度重合。黄奇帆市长后来在一个讲话中也表达了对金融创新过度的担忧。看来这一观点并不孤立。

　　

一、金融业方向与国家战略目标相背

　　最近的股市大震荡，引起了包括阴谋论在内的各种讨论。这次事件也激发笔者对最近两年关于中国金融业一些问题的思考。

　　中国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材是完全照抄欧美课本的情况下，培养了一代代经济学人，这在改革开放以来带给我国向发达国家学习和与国际接轨的便利，但当中国已经逐渐进入到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时，对欧美经济和金融管理模式的照搬照抄，对华尔街的盲目崇拜，已经在把国家带向与我国的战略目标相违背的方向。即便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也没有让中国相关学者和监管结构猛醒，媒体和学者还在大谈金融工程的伟大技术创新。

　　金融市场的本质职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毕竟，只有实体经济才能为人类的各种需要提供服务。但经过西方银行家们一个世纪的努力，金融市场已经越来越远地脱离这一本质职能，通过各种复杂交易而将金融市场发展成为靠实体经济滋养(并不时从实体经济吸血)的虚拟经济体。通过远高于其它行业的收入而将优秀的人才从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吸引过来，成为导致美国经济空心化的因素之一。通过金融市场的财富运作能力，对社会总财富进行了有利于金融界的再分配，对国家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形成争夺;美联储几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资金的去向主要是金融业就是个明显的例证。

　　当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职能已经大幅度弱化时，它对经济体的伤害是在所难免的。这已经被证明了的惨痛教训，在我国金融业改革中，被当作金融工程的技术创新大力引进已经并将继续危害我国建设“制造强国”与“中国智造”的战略目标。

　　二、金融业反常高收入的危害

　　一个社会各个行业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是调节人力资源分配的驱动力。

　　四年前笔者曾结识一位来自证券公司投行部门的经济学女博士，她刚毕业三年，年收入接近百万。从她口中得知，他们投行部门一半左右的人年收入过50万以上。而研究部门高收入比例更高。她提供的这个信息并不让笔者奇怪。中国对华尔街不分青红皂白的拷贝中，金融界高薪也是其中一环。华尔街的高收入吸引了麻省理工的物理学博士、哈佛的数学精英纷纷加入，使得进入金融业成为美国才子们理想的职业选择。可以说，当一个国家年轻人的就业理想是做公务员时，这个国家的官僚特权、贪污腐化必然非常严重;当一个国家的才俊最理想职业选择是金融业时，实体经济的衰萎也将是必然趋势。美国大学理工科专业毕业生越来越高比例是外国人时，美国科技发展的前景和实体经济的复兴就没有令人乐观的理由。

　　这个苗头也开始在中国出现。我接触过不少富有的朋友，他们孩子的首要大学专业选择都是金融学。一些清华理工科毕业的本科生报考金融学硕士。笔者无意质疑金融业对我国未来的重要性，但是，我们有必要回答国家对金融业的定位是否要聚集全国的精英和国民财富打造一个华尔街式庞大的虚拟经济体，还是专注于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职能定位。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生对社会的价值是否不如中央财经大学的毕业生?哈工大的毕业生是否不如东北财经大学的校友更令人尊重?国家未来的战略方向选择将会影响到年轻人的就学和职业选择，收入和社会地位是敏感的风向标。毫无疑问，目前的风向标是令人担忧的。

　　就我个人的经历可以断言，理工科思维对人的锻炼，足以让一位理工科毕业生轻松跨行从事金融工作，但经济和金融专业的智囊们要把脉一个国家的高科技制造业发展，基本是盲人摸象; 过去几年中国这种壮观的“摸象”现象正在不断上演。请相信，我无意贬低财经类人才培养对国家的重要性，只是希望对过于重金融财经的现状有所调整和警惕。实际上，没有国家实体经济的发展，绝大多数财经类人才将成为受害者，只是成就少数幸运儿而已。

　　三、融资融券和此次股市暴跌

　　在我国过去几年的金融创新中，对股票市场影响至深，并在笔者看来是直接导致此次股市暴跌的融资融券制度，就是一个必须检讨的大跃进式的政策错误。英国《金融时报》在2012年1月发表的文章《分析：中国加速资本市场发展》中开头就提到：正当其它国家忙于应对做空股票的负面影响之际，中国最近却尝试允许基金经理做空股票。

　　融资融券是国际金融市场上非常普遍的一种投资模式。这种模式被学者和监管当局普遍认为具有发现价格职能，并提高投资活跃度。借助这一制度，证券行可以赚更多佣金，国家可以赚更多税收，是金融业利益最大化的改革举措，但对国家长远利益有饮鸩止渴之效;至于发现价格的功能，是金融投资界骗取立法机构和政府监管部门的把戏而已，就如同法国国债被几家私人银行蒙骗下而不再向央行直接购买，转而通过这几个骗子才能取得央行资金一样，骗了法国人民几千亿欧元的财富。美国包括花旗在内的几家私人银行成功欺骗国会而成立私人的美联储。中国从三大行兴奋地奔赴华尔街上市而低价销售股份引进所谓战略投资者，进而让我国损失万亿元人民币资产的那一天开始，中国政府官员被所谓金融精英哄骗就已经开始，而且随着每年股息支付而流出的外汇早就远超过上市集资的金额。至于我国大银行引进竞争对手作为战略合作伙伴更是天真无比的举措，和老母鸡邀请黄鼠狼合伙做生意一样让人瞠目。

　　在这个制度发明并全面应用的同时，标志着金融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始目标已经偏离，进而导致了一个远离经济现实，对经济体没有实际财富贡献，但却让专业投资机构赚取巨额利润时代的来临。这个时代对于广大的散户来说，是高风险投资的开始。在这样的机制下，给实体经济优质服务已经不再是金融机构首要利益所在，甚至出现相反的结果：炒作唱空融资实体反而为金融机构通过卖空获利提供了方便。这种靠唱衰上市公司再反手卖空的投资机构在国际上已经不是少数。甚至已经造就百亿美元规模的专业化卖空投资机构。

　　中国政府应该避免所有的都与国际一流攀比的心态，比如股市每天交易量，就是除了政府能抽点税，对国家没有实际好处的虚假繁荣，在上证和深证交易额上，甘做第二又如何?实体经济才是国之根本。就拿美国发达的金融业来说，一旦爆发战争或重大经济危机或国内暴乱，美国股市价值会瞬间蒸发，但农田里的拖拉机和工厂里的机床才能以真正的财富而生存下来。"911"事件让美国物质财富损失几十亿美元，但却让虚拟经济财产立即缩水几万亿美元，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根据一些操盘手的经验分享：卖空股票的风险很高，但是其获利空间更大，速度更快。正常情况下，股票升值的速度是渐进的，和缓的，上两步退一步。但某只股票的下跌经常是断崖式的。但面对这样的断崖式下跌带来的卖空良机，一般散户根本不擅长操作，甚至来不及清仓。在没有借票卖空的制度时，投资机构的卖空获利是通过看空期指来实现;在此情况下，如果投资机构试图操纵期指，则他必须预先买进(而不是融券)一些重量级指数成份股，在突然抛出这些股票下砸期指时，股票本身有可能是赔钱的，他们同过期指卖空盘来获取利差。毫无疑问，这样的操作具有较高的风险，股票本身可能赔钱也减损了他们看空期指的获利空间。

　　但对于有借票卖空机制如中国上证和深证股市来说，面对远不成熟而又渴望一夜暴富的亿万股民(股票下跌时只会发呆，股票上涨时极其贪婪为其主要特征)，贪婪的投资机构如果忽略掉借助于期指和股市借票卖空来双重获利的发财良机，那才是令人奇怪的呢。

　　尤其是，中国股市规模之大，已经很难对个别机构的这种合法的操作进行监控和采取法律行动。尤其期指交易可以有国内交易，也有离岸期指交易，比如芝加哥推出的中国期指期货，中国证监会根本无从了解交易详情。中国本土投资机构在利益的驱使下配合国际大行内外联手操作，中国证监会要对该本土机构取证也面临困难，因为这种交易是在制度下允许的。

　　中国股市的政策市特征，在这次的暴涨中再次体现出来。中国民众对政府推高股市的信号是很敏感的。这种不健康的暴涨并不属于正常投资范畴，本益比逼近100者有之。股市的这种不健康暴涨必然迎来获利套现的浪潮，而借票卖空机制则为把股市推向断崖式暴跌获利创造了条件。不得不说，这次中央在推高股市方面是缺乏深虑的。而更大的失策是过早地推出了融资融券的机制，为国内外金融大鳄对广大散户的剪羊毛创造了制度性渠道。这次的股市大跌根本不需要大投资机构策划什么阴谋，即使光明正大的操作，也足以让急速膨胀的股市急剧冷却。

　　为避免中国股民利益和实体经济被押上赌桌，当前急需要做的就是立即永久性停止融资融券制度，并强制要求卖空盘限定时间内平仓，借此拉抬股市而适当减少散户的损失。

　　融资是在人为制造股市泡沫，融券则是在人为制造股市以强欺弱的剪羊毛机制。当年日本股市、房地产下跌，给国际投行提供了蚕食日本人多年财富积累的机会。随着中国的金融开放，人民币兑换越来越便利，借票卖空制度将输掉我国民众多年的财富积累。

　　当然，至于30年之后当中国金融市场和人民投资意识达较成熟境界时，是否有必要推出融资融券制度，笔者就很难断言了。但当前的残酷金融制度决定了，除非做长期价值投资的打算，我劝中国的散户投资者远离股市，而且永远不要试图借用融资融券的工具，否则，下个破产的可能就是您。

　　总之，借票卖空制度加重了股市的赌博和邪恶成分，也使得股市成为一个真正的合法赌场。当然，如果中国政府手段足够高明，用这个制度并借助于期指，来猎杀那些不友善的基金和投行，倒是个不错的机制，但对散户就未免太残酷了。而且中国的基金和投行也难以避免和国外资本大鳄合作的可能性，中国政府也未必敢玩。就拿这次股市的大起大落，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资本市场驾驭上显然缺少些经验，我倒是希望能从这次失败的他娘那里拜到未来成功的魔法。其实，中国如果不准备取消融资融券，就应该随时准备介入的准备，介入的方式不外乎行政和资金，行政手段比如：股市出现剧跌，可以随时祭出停止卖空，限时补仓，如果不能补仓者，交易所会冻结账户，并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择机买进。固然，这会引起人们对中国金融市场运营预测性的质疑，要避免这一点，只有看中央对内资基金的掌控能力了。随着中国民间资金实力的强大，中国股市未来的重要玩家还是中国人自己，但散户之弱肉被基金之强食鲸吞的问题在融资融券下是肯定加剧的，正如这次股市大波动消灭了数万中产偏上阶层，更有无数的中低阶层，为中国基尼系数的进一步扩大作出了邪恶的贡献。

　　央行前几年提出一个池子的理念是很有创意的，但这次似乎池子有点漏水，弄不好会伤到实体经济。中国股民想当然地炒股，也希望能从这次灾难中有所教训。当然，股民的记忆力一般都是奇差无比的。

　　四、来自以色列的启示

　　正是由于卖空制度对散户投资者的风险，和对实体经济的毫无价值，很多国家是在本国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的成熟度时才逐步地引入借票卖空制度。韩国1996年允许机构借票卖空，很倒霉地撞上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使得经验丰富的大型机构借助于股市和期指联合做空而大赚，散户大赔。新加坡迟至2002年才允许对少数证券行针对指定股票的借票卖空交易。

　　当中国的经济学家和金融监管当局大谈金融创新，努力学习华尔街经验时，另外一个敏感的小国进入了笔者的眼帘，那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的科技水平无需赘述，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他的金融市场却异常的保守，无票卖空和融资融券在全球大行其道的今天，以色列禁止股票卖空行为。

　　以色列金融业的保守具有巨大的讽刺和象征意义，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祖国。而当今全球金融界影响力最大的种族势力就是犹太人。甚至可以说，欧洲和华尔街虚拟经济的总设计师们都是犹太人。这个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小国，难道会忽略发展金融市场的机会?尤其是华尔街大行的高管们很多又都是犹太人情况下，适当对以色列金融市场捧捧场，那是再便利不过的事了。这些华尔街的犹太人大鳄们怎么会那么地忘我牺牲，以至于整天琢磨让中国等国家来学习他们伟大的金融创新，而唯独不让自己的祖国以色列来学习他们出神入化的虚拟经济魔法。这其中的逻辑难道还不一清二楚吗?!

　　金融市场的本质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一旦脱离了这个轨道，它就成为一个稍微带点正当味道的超级赌场，它对实体经济将带来危害，并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金融创新还是保守些的好。全民炒股绝非国家和民族之福。以色列注重实体经济而不会片面追求金融业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德国金融业也属于相对保守型)，是值得中国学习的。毕竟，只有积极发展实体经济创新能力的国家，才能走得更稳更好。伦敦金融业的全球影响力和英国工业实力的整体滑坡形成鲜明对照，华尔街的异常繁荣也丝毫无助于美国制造业的回归!这类繁荣不过是牺牲国家长远利益而成就了金丝雀码头和华尔街的一小撮金融精英而已。这也反证了发达的金融业必然助推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逻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