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远去：团派的落幕和曙光

此文创作于2023年11月。 李克强远去：团派的落幕和曙光 董玉振 毛泽东说过：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中共壮大过程中由各种不同背景的干部形成的派系从来是存在的。改革开放以来冒起的最耀眼的派别就是所谓的“团派”，即这些干部曾经有过共青团内长期工作背景，并获得高职。胡耀邦是团派的开山领导，他任内在干部年轻化和知识化的用人原则下大量启用共青团干部，营造了团派干部在中共各级领导层的蓬勃景象。当然，虽然社会上将所有共青团干部背景的都纳入团派，但是他们因为栽培提拔的恩师不同，并不能构成一个紧密的政治派别。比如胡锦涛是邓小平所栽培，李克强获得江泽民的支持，胡春华则是胡锦涛时代获得重用。 毛泽东虽然认为党内有派是正常现象，但是，他及中共高层向来反对和警惕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不良风气，因为国民党内帮派分立所带来的惨痛教训殷鉴不远。因此，在强调用人“五湖四海”的大原则下，团派在中共高层的人事任免方面，除处于特殊时期的胡耀邦，后来的团派领导并没有鲜明的派别选人的过激行为。但几十年来形成了一种用人文化，共青团高层干部到一定年龄和级别后顺理成章地平调进入党政系统任职，但这也成为一条升官的快车道而被某些特权人物所私用。前几年传出一些20多岁任副县长、副市长的干部，多数都有共青团内提拔的经历，正常党政两条通道有政绩和时间两个关键要素，升职太慢了。 长期以来，共青团干部的一些鲜明特点即成就了团派干部的机会，也成为团派淡出决策圈的关键因素： 首先，团派干部长期在共青团这个更多基层意识形态事务的系统工作，可控制资源不多，在权力寻租的社会大环境下，共青团干部普遍较为清廉，成为中国官场难得的一股清流。共青团干部打交道的对象以青年及学生为主，心态上较为理想化、不俗气。所以，启用共青团干部进入党政系统，背景干净，政治风险低。这一点使团派干部的形象较好，社会接受度较高。 但是，共青团系统在干部培养上的薄弱环节，也注定了团派边缘化的命运。 共青团定位为中共的青年组织和预备队，在抗日救亡、新中国建立、建国后的大生产运动、工业化过程中，共青团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共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追随者。改革开放后，共青团的工作很难适应时代的需要，对广大青年的号召力在弱化。在学校、社区里，如果您去随机询问一下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很少有人知道共青团在哪里，以及在干什么。共青团干部机关衙门化，干部官僚化。过去团干部是青年的楷模，现在的团干部似乎更热衷于自我实现。习近平严厉批评团中央机关为“高位截瘫”，脱离基层、脱离青年，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和娱乐化现象严重。很遗憾，这个批评是准确的。 由于共青团务虚工作较多，团干部普遍有理想没经验，进入行政和党务系统后马上成为官居高位的实权派，即放不下架子从基层学习锻炼，又不得不做决策，发号令。经验与权力责任的脱节在所难免，即无法保证决策的质量，也难有开创性决策的魄力，和有经验同僚合作时即信心不足又要维护权力的威严，四平八稳地耗资历就成了最优的选择。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调入党政系统的一些共青团干部普遍形象清廉，政绩一般。笔者过去做产业规划项目时接触过一些团委出身的干部，对此有所体会。 随着李克强、汪洋和胡春华退出领导核心，团派干部退出了中共高层决策圈，李克强突然早逝成为团派舆情最后的高潮。但这并不意味着团派永久边缘化。一个时代的落幕，更大可能孕育新时代的曙光。在共青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要求共青团“要自觉践行群众路线、树牢群众观点，同广大青年打成一片，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多为青年计，少为自己谋……要培养担当实干的工作作风，不尚虚谈、多务实功。”点出了共青团存在的现实问题和方向，也意味着共青团未来的机会。 共青团是中共的宝贵资源，如何让其适应时代的需要，重新定位共青团新时期的职能和工作模式，更好地发挥中共的青年引领组织角色和预备队机制，成为中共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毕竟，建设一个高效廉洁的官僚体系，共青团干部的清廉正是这个无官不贪的时代里急需而且稀缺的优势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