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首先于2021年10月27日发表与南洋智库公众号）
新加坡红灯区管理及性产业漫谈
南洋出版社社长 战略咨询专家 董玉振博士
新加坡这个花园城市的建设成就有目共睹并给世人留下不错的印象，但当不少朋友，尤其是来自于中国内地的朋友得知新加坡有合法的红灯区时，都大感意外。法制昌明的花园城市怎么能藏污纳垢呢？
说到新加坡的红灯区合法存在及其管理，不能不了解开国领袖李光耀。对他的从政风格做个最简单的总结，就是彻底的实用主义。在李光耀的政治字典里没有政治正确，只有适用与否。他的一些明确的主张放在任何国家来看都是极右，或政治错误的，比如：面对华人出生率较低的残酷现实，他明确指出：维持新加坡种族比例的稳定至关重要。啥意思？就是华人生育率低，我就通过引进华人来稳定华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对于新加坡这个三大种族构成的城邦国家，李明确点名这一点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但李光耀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政治家，就在于从来不回避问题，而是毫不含糊地直面问题，并设法解决之（法国总统面对巴黎一半的新生儿是穆斯林，他敢放个屁？）。至于政治正确与否，见鬼去吧，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对国家长远发展不利的政治正确有毛用！
1959年，李光耀成为殖民地政府的总理。1965年他的大马来西亚梦被击得粉碎，新加坡最终被踢出马来亚联邦而独立建国。当时的新加坡失业率严重，城市管理混乱。那时有多处红灯区，最大的两处分别是芽笼和牛车水（唐人街）。
以老李的强硬手腕，政府下令取缔卖淫并不难，但一些现实的问题必须面对而不能回避：
1，要彻底取缔，断无可能。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最具有生命力的职业就是卖淫业。要彻底取消，谈何容易。与其被迫地下经营，传染疾病，偷税漏税，不如规范引导。
2，新加坡属于热带国家，女性普遍衣服单薄，保留一定的性服务业，可以有效降低强奸案发案率，对保护女性有实际意义。
3，这些老式妓院的老鸨和妓女无一技之长，尤其这些老鸨都有些道上的背景，他们能从事什么？适当保留一些妓院，可以让这些人有事做，有饭吃，在政府严格监管下规规矩矩，而不至于危害社会。
基于这些现实的考虑，新加坡的性产业得以保留下来，并集中片区管理，现在牛车水的红灯区早就消失，只集中在离市中心不远的芽笼片区的几条小巷子里。每个妓院的门牌号都有个灯箱。政府定期对妓女进行健康检查。为避免嫖客和妓女之间因为价格起争执，这些政府批准的妓院收费统一为每次四十新元，约合200元人民币（也可能是行业协会统一的价格）。
因为芽笼是著名的红灯区，所以，一些外国短期来新加坡旅游的流莺也在这里晃荡找生意，当然是政府打击的对象。
借助于新加坡红灯区管理，笔者谈一下现代国家性产业的敏感话题。这类话题不可能因为刻意回避就自动解决或消失。
国家治理，一是以道德理念治理，即以德治天下。这种治理天下的模式，很少能够持久，因为德的标准定得太高，超越多数人的修养层次，一样难以达到好的治理效果。就中国来说，毛泽东时代争做社会主义新人，提倡大公无私，克己奉公，曾经取得过不错的治理成效，但可持续性受到局限。
世界上不少资本主义国家，性产业也没有合法化，但在这些国家里也没有真正销声匿迹过，甚至不少半明半暗的卖淫女游荡在大街小巷。笔者去美国硅谷出差回程时在旧金山过了一晚，加州卖淫非法，但从旅馆出来的大街上走几步就碰到白女用广东话+英文向我招揽生意（估计是香港来的有钱人给卖淫女一个印象，会广东话更容易赚钱）。旧金山红灯区穿着半透明露三点衣服的脱衣舞厅女掌柜大街旁招揽顾客，据去过几次美国的脱衣舞厅的朋友说，美国的脱衣舞厅制度上不允许卖淫，但带出去交易则不受管制。美国加州卖淫非法的制度，完全形同虚设。
世界上不少卖淫非法的国家，实际上是基于宗教、道德和政治的考虑，而并不是真正要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政治人物都不愿意去碰触这个敏感的问题，因为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没有半点好处，但很容易得罪宗教界人士，睁只眼闭只眼，似乎成了政客们的利益算计必然。旧金山卡斯楚街上的同性恋聚集区、商店里赤裸的图片，一点也看不出这个卖淫非法的州到底道德高在何处。但艾滋病泛滥的直接恶果则祸害很多无辜的人们。同样在加州，对人们伤害更大的大麻合法化却得以实现，因为这只关乎健康，不关乎信仰，政治风险要小的多。吸大麻上瘾不会影响选票，推动卖淫合法不会得到多数人的欢迎。
中国目前各方面都在进行着国家发展战略的探索，一个飞速发展的国家也必然不断出现新课题，新挑战。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思路去面对新课题，可能带来不同的后果。长期计划生育导致男性比女性多出四千万，加上城市化、生活压力、女性找对象的标准提高，导致单身大龄男士人数持续增加，这数千万单身男士的心理和生理健康，是否可以通过打坐念经，修身养性来完善，本人无法判断。俗世的人，难以摆脱俗人的需要。作为社会管理者，可以假装这种需要不存在。
公序良俗，这是任何时代社会治理的目标。新加坡红灯区的设立，对新加坡社会公序良俗的不良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芽笼不仅是妓院的集中地，也是著名的佛堂、教堂、道观、协会组织、宗乡会馆、教育机构、榴莲摊和美食集中地。这里任何一项对新加坡社会的影响，都超过那些妓院对社会的影响。这里有密宗的会所，佛教总会的总部，乩童的小道观，有各门派基督教堂，我来新加坡的最初几年基于对宗教的强烈兴趣经常来这里听经拿资料。这里有很多著名的本地美食，也有各类教育机构和行业组织，离妓院区不远处就是居民楼。英国注册会计师培训学校也在这个区域，为新加坡工商界培养了一大批财会界人才。良家姑娘们从妓院不远处的街道上独行，或拖家带口地穿梭在这些场所，夜里两点还有些大排档热闹非凡。新加坡人对马路对面小胡同里的妓院泰然处之，各过各活，没有人觉得这些小胡同是邪恶的或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人因为有这些妓院的存在而感觉新加坡的社会风俗被破坏。新加坡的男人们也无从得知有多少人进去过这些场所（即使有人进去，也没必要去发布全社会知道。新加坡大量的外国劳工和派出公干人员想必需要这些场所），几个寂寞的老大叔在旁边开放式咖啡店喝着便宜的黑咖啡以饥渴的眼神挑逗一下路过的流莺，聊解晚年的孤独。
那些对社会最有破坏力的行为随便找几项都远超过那几个小妓院的破坏力，这些最具有破坏力的事件发生在红灯区之外。贪污、特权、幕后交易、洗黑钱、庞氏骗局等，金融中心的光怪陆离和人类社会的自私阴暗面在任何大都会都不鲜见，最邪恶的多数都发生在那些高档写字楼或高级会所里。我来新加坡20多年看到骗走百姓上亿新元的金钱游戏都有多起，骗投资人对赌的期货公司就在新加坡金融区标志性的摩天大楼里交易着，和这些比起来，芽笼那几个泰国妓女的破坏力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多数新加坡人也压根就不关心这些妓院的存在。
早几年我负责一些文旅园区项目时，和一些客户领导也私下探讨过这个问题。城市管理者是否要认真研讨和解决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也有些来新加坡的官方考察团在我司开会结束后，坐车带他们走马观花地过一趟，咱可不想让公职人员被人误解。只许看（考察）不许干，这是底线。
性产业的规范化，其实对妓女这个生活在最底层见不得光的弱势群体来说，是真正的保护。当然，所谓的规范化，是伴随着一系列配套制度的设计实施，不可能简单地任其发展。比如，可否考虑特许大龄单身男士，单身残疾人获得消费权。对性工作者要由妇女组织和政府的律师联合进行调查核准，确保不存在强迫卖淫发生，定期心理辅导。对人数、规模和从业区域做严格限制。媒体不得进行相关报道等。
新加坡芽笼的妓女多数都是从外国来的，据说主要是来自于泰国，因为这么低廉的服务价格，新加坡本地女子是肯定看不上眼的。倒不是本地女子没有卖淫的，好逸恶劳，贪图高消费的女子哪里都有。但本地这些都是非法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游荡在一些高档酒店和会所。也可能没那么直接，他们可能更接近于交际女郎，一样贩卖着自己的青春去获得物质的满足。这种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卖淫女哪个社会都有，在中国一样存在。早几年有报道说，一些东欧女孩子到中国来以旅游工作名义出入娱乐场所，兼职赚外快。这是否可能会是个需要引导的方向，也可以纳入评估。
被封禁的东西，往往一点小事件都会引起社会的关注；没有封禁的，人们反而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性产业就属于这方面的典型。
面对卖淫这个特殊的职业，因为涉及道德、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习俗等因素，各国政府谨慎对待是可以理解的。当有钱人养几个情人而见怪不怪时，或换女朋友像换衣服一样频繁的富家子只是被当作网络轶闻，却对单身男人的嫖娼行为狠下杀手，给予名誉和事业上的毁灭性打击，对一个人道德和社会行为的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是否你自以为高举道义大旗时却有选择性？有钱人出入有舞女和客房的高档会所，或包明星，养情人，社会何曾对这些人往死里整？但又为何对嫖娼的人却置之死地而万人称快？毁灭一个人是容易的，关键是，社会是否因毁灭那个嫖娼者而有所收获?
谨以此文，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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