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感恩节被改为赎罪日，才能彰显上帝的荣光！

（该文最初发于博主的新浪博客） 只有感恩节被改为赎罪日，才能彰显上帝的荣光！

(2016-11-24 18:39:26)[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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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感恩节被改为赎罪日，才能彰显上帝的荣光！

 

旅居新加坡学者 董玉振

 

每年的感恩节时，无论是新加坡还是中国港台各地，人们都禁不住庆祝这个日子，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从字面上看，“感恩”二字确实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同，尤其是受儒家思想熏陶下成长的炎黄子孙们，很愿意为“感恩”擂鼓呐喊，这是在传递正能量。二，东方人对洋节的持续热情：商业动机参杂其中的推动，使得洋节在东方的热度持续高烧，无论是圣诞节、复活节、西方情人节，还有这个感恩节。至于那些非基督徒过的哪门子圣诞节，反正就是找个乐子，反正从小看电影电视上不都是圣诞节嘛，至于是否有哪个年轻俊美的后生兴趣盎然地过孔子诞辰纪念日，那显然不要指望，因为在当代功利主义时代里，庆孔诞咋庆？让男朋友送本国学的书？太无趣了，不值钱，又读不懂，显然不如去狂欢、要男朋友买个其它有趣的礼物来的有价值，谁有工夫读书去！说不定哪天中国发达了，西方人互相庆祝清明节也未可知。
 
和其它洋节比起来，东方人庆祝感恩节，则似乎显得荒诞不经。
 
16xx年，英国清教徒坐那个“五月花号”来到北美。至于这些清教徒干嘛水上飘泊两个月来北美，当然和早期哥伦布基于商业来到发现新大陆的动机不同，他们是被英国天主教会迫害而不得不寻找一块可以安身立命的净土。要知道，在欧洲一千多年黑暗的中世纪直至文艺复兴之后还持续几百年，基于《圣经》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内部的迫害比ISIS一点不弱，按照现在定义伊斯兰恐怖分子的标准，当时基督教会内部的恐怖主义行为几乎让这个宗教怎么看都像是邪教。当然，本人绝对没有反基督教的意思，我甚至连法轮功都不反，这里只是谈历史。
清教徒是基督教新教改革发展出来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是以法国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理论为导引。加尔文的理论中强调预选說，即上帝早已预定哪些人可以得救，哪些人会被投入地狱里被烈火烤（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邪恶，种族主义者可以轻而易举地用此作为理论根据。这也是基督教各派别互相贬斥其它门派常有的现象）。这帮清教徒和后来加入的其他欧洲基督教新教移民，用他们的信仰为后来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做了理念的准备。


话说这些逃难的清教徒在北美登陆后，没吃没喝，当地印第安人给他们带来粮食和火鸡，还教会他们种植粮食和饲养火鸡，甚至还引导他们去最容易打到鱼的地方去捕鱼。总之，印第安人以他们的善良和朴实为这些欧洲清教徒站稳脚跟给予关键的帮助，印第安人有大恩于这些清教徒。印第安人自己也有丰收后的感恩庆祝活动，所以，等这些欧洲人在印第安人帮助教导下第一年获得粮食收成后，和印第安人一起庆祝感恩节（现在人们过的感恩节倒是美国的欧洲移民发明的）。当然，他们感恩的对象不同，印第安人感恩他们的“上天”，清教徒感恩耶和华，在基督教信仰里，感恩上帝给了他们粮食，印第安人帮助他们，那也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感恩的对象中就没有印第安人太大的份额，印第安人不过是上帝安排的仆人来帮助清教徒的。正如我让我家的菲佣送份零食给我儿子的玩伴，他自然感谢我，对女佣的感谢就轻淡的多。基督教这个理念在我有限的智慧里是无论如何都理解不了的。我的一个马来西亚同事常一起和我吃中饭，他就说我请他喝咖啡，他要感谢上帝，没有上帝提供的水和地里长出咖啡豆，这杯咖啡就不会有。我开玩笑说，以后的咖啡钱要全由他付了。
这种对“仆人”的轻视使得他们在上帝的名义下对恩人的忘恩负义完全不感到内疚。
  
等欧洲移民站稳脚跟且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强迫印第安人接受他们的上帝耶和华神，自然有难度，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开始了。经过几百年的残酷杀戮，北美这块土地的原主人印第安人，现在只剩下美国法律下圈定的“保留地”。有人估计，累计被杀戮的印第安人在几千万之多。当时遍布北美的印第安人现在只剩下不到一百万。这和1930年代美国白人可以兴高采烈地欣赏烧死一个黑人男孩有异曲同工之妙。
感恩是做人的基本原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条件。但北美的这帮新教徒们在屠杀不信耶和华神的恩人时，是一点不会为印第安人当初的帮助而又恻隐之心的，因为他们屠杀的是不信上帝的异教徒，最多不过是上帝的不合格的仆人，而不是他们必须感恩的恩人。他们只感恩上帝。
 
感恩节对美国的清教徒后代，那是个节日，是他们在新大陆开始新生活的纪念，但对于印第安人和他们被杀戮的千百万先辈，感恩节则是个巨大的伤痛。他们在欧洲人来之前从来没机会阅读农夫与蛇的故事。美国基督教界何时能将现代感恩节改为对印第安人的赎罪日，这个群体才能获得我的真正尊重。
 
对于炎黄子孙们来说，似乎有点更特别的地方。
根据最近几十年的不断考证，尤其在美洲发现的古老文字中居然有和甲骨文一样的文字，这些文字中不少可以被中国的甲骨文学者辨认出来，这成为一个强力的证据：印第安人的先人和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主体民族汉族）具有血缘关系，他们很可能是殷商后期从中国漂泊而来的。如果未来借助于基因技术能更准确证明这一点，那印第安人就不是中国人的远亲了，根本就是中国人的一个支系或堂兄弟。如是，今天炎黄子孙们凑美国感恩节的热闹，就更显得荒诞不经了。
 
中国先贤教导我们要懂得感恩，当然是感恩那个曾经帮助过，爱过你的人。对于上帝、老天爷两口子、玉皇大帝、佛祖等，我们也要感恩，方便时花几毛钱买柱香给他们烧烧，过节时记得给他们摆点好吃的，或双手合十念叨几句。但如果您不对那个帮助过爱过你的人感恩，即便烧尽天下香，阿弥陀佛念破口，“阿门”得多么虔诚，你也不会得到任何的祝福。好好感谢善待那些生活在地球上的上帝的仆人吧！至于上帝，他坐镇天堂，啥也不缺，尊贵无比，还稀罕您那点感恩？您太高看自己了！作一位懂得感恩“仆人”的人，就是对上帝荣光的最好彰显。
炎黄子孙们在先贤教诲下，整体上看是不缺感恩之心的，这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基因。这是任何宗教也替代不了的。对此，笔者有完全的文化自信！
我不在乎谁拥有终极真理，我在乎人世间是否讲理。
我不在乎死后去天堂还是地狱，只希望地球人类多一份和谐，少一份杀戮和傲慢。
（董玉振博客感谢分享）

又见郝老——写在毛泽东诞辰123周年之际

 

 

又见郝老——写在毛泽东诞辰123周年之际

 旅居新加坡学者 董玉振

 

       近日回京休假，终于了却一个心愿，就是再次登门看望郝盛琦老人家。过去在京短暂停留时，郝老都不在家而难见一面。也难怪，郝老身兼多职，一直热心于国事，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也正因为如此，我过去多年也很少给他老人家打个电话，倒不是自己不懂感恩，而是觉得他老人家故交、老部下众多，每个人都常打电话来请安，也许对他是个安慰，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对92岁高龄的他来说是个负担。所以，自2005年第一次见面，后来我只两次电话请安，但对他老人家的惦念和感恩倒是分秒不曾忘记。

  

      2002年，在网友们的不断鼓励下，我将1998年写成并传播甚广的《为毛泽东辩护——兼谈dxp的历史责任和本来面目》于当年9月9日前写成一本30万字的著作《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之后联系出版社不果，香港一个出版社编辑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董博士，我尊敬您的学术能力，但一本正面写毛泽东的书不会有人出版，事实上，海外中文出版界很多人都曾自己或国内亲属在毛泽东时代受到过委屈。”考虑到自己对该书的信心和个人的信仰，被逼无奈创立南洋出版社来自己出版该书，连同编辑出版那本全球第一套双版本完整版《金瓶梅》，在之后的短暂几年里用光了自己的积蓄，验证了新加坡图书界“要破产搞出版”行业咒语。

       另一个挑战是精神层面的，虽然新加坡本地中文电视第八波道，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等媒体给予报道，安排演讲不断，但整体上说缺乏该书主要关系方——中国官方高层的哪怕象征性的支持和认可，也曾写信向中宣部申请资助而无果（那时我已经弹尽粮绝，中宣部每年花那么多钱养那么多人没弄出点真正有说服力的东西，我和国内那些拿着工资和福利，用研究经费著述出书的境况是天上地下），自己像是唐吉坷德自不量力地向着庞大的非毛势力搏斗，也如同大海里的单舟划行者，深感孤独、寂寞和无助。一直到2005年，在友人的牵线下结识郝老，获得了巨大的精神鼓励。

      郝老曾在解放前加入地下党，文革期间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后任中顾委副秘书长。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看他一条腿是瘸的，一问方知：郝老在文革期间一条腿被打坏。但郝老对自己曾经遭遇的委屈根本不当回事，并以超然的大度说：“这没什么。”他老人家的豁达和宏大的历史情怀由此展现出来。对新中国发展的初期阶段的失误，一个人能超越个人的得失荣辱来进行理性客观的评价，是需要相当的眼界和气度的。尤其这些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人，对历史事件的了解认知也远非普通民众可比，他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更值得我们参考与深思。

       郝老对我这么年轻感到惊讶。他没有想到写这种大范围推翻历史评价著作的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他说：“我今夏临上去北戴河的火车时拿到这本书，我这个岁数很少有书能让我翻几页，但我在北戴河期间将该书看了两遍。”这么厚的书能让当时81岁的他老人家看两遍，令我感动万分。郝老回京后就要求见我，并叮嘱要带3本书给他。他要亲自将我的书送到胡锦涛和温家宝手上，争取中央批准出版一个内部发行版。听此，我过去几年艰苦付出的辛酸和疲惫似乎得到了最大的安慰。郝老就如同我在茫茫大海里独舟漂泊时，看到的由远而近的桅杆，给我信心与希望。考虑到该书中有很多的错别字和嬉笑怒骂的成分，我连忙表决心：“如果中央同意出的话，我一定会把里面的这些不雅内容修改”。郝老则不以为意地说：“这没啥，该书的价值在于思想价值。”成大事者必有成大事的胸怀！

       郝老对我的书和贡献给予了极大的赞誉，基于长辈对年轻人的鼓励，他老人家似乎不在乎这种对晚辈的表扬是否那么准确客观，诸如“该书涉及很多领域，这是需要社科院一个包括各专业研究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让你一个人完成了”“该书的贡献顶得上半个中央党校”。虽然我知道他对我的赞誉属于“过誉”，但对于当时我的心境，这些赞誉让我开心受用。郝老了解到我出国前报考公务员没能如愿，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去中央党校工作，我婉拒了郝老的好意。我自由奔放的思维模式，并不适合在党校这样的环境下开展学术和教学工作。理工科背景的熏陶，也使得我没兴趣把全部人生用来搞些纯理论性的研究和著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进而去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是我真正的强项和人生价值体现，只理论无行动，并非我之所好。




      考虑到该书内容的敏感性，该书最终没能实现内部出版发行的目标，但郝老已经尽力了。该书的出版毕竟不是件小事，它将势必涉及到党内对改革开放的评价以及毛泽东时代历史再定位的核心问题，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纲领性文件势必就要重写。在我党追求党内统一思想，致力于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当时的领导人对涉足这一理论险滩是有所顾虑的。后来习主席强调“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是一个对共和国历史认知的飞跃发展，而拙作和早期的那篇网文也在政治和学术圈里广泛传播，对推动全民重新认识毛泽东时代，已经发挥了它们的作用。至于我个人的得失，已经不足挂齿了。斗胆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诗自勉，就是“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自居此“他”，曾经的辛酸、穷困、孤独则成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使得已届中年的我对自己过去的人生道路感到充实、多维而骄傲。我常说：毛主席培养我这个学生算是没让他失望。郝老则成为我这段特殊人生历程中一位伟岸的长者，拍打掉我身上的泥土，给我鼓励与温暖。

       当然，个人在为该书，以及后来制作出版那套全球唯一双版本完整版《金瓶梅》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在我研究毛主席文化路线时，他的一句话“《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吸引我对《金瓶梅》进行深入研读），对于不计较个人物质享受的笔者来说，本不算什么，但却因当时父母年迈，自己因经济上近乎破产而没能尽孝，构成了最大的精神伤痛而无以弥补。但自问无愧于国家和这个时代。

     

       这次与郝老再次见面，我与他老人家相约，在他百岁寿诞时，我不论在哪里都要回来给他祝寿。我也给他老人家提出个期望或建议：抓紧时间口述录音曾经的那段经历，未来交由党史研究工作者去整理成文。郝老欣然接受了我的提议。我对此的想法在最近阅读《戚本玉回忆录》《忆毛主席》（吴冷西著）时尤其强烈。自所谓的“拨乱反正”至今三十多年，伴随着出版传媒业的大发展，在错误的历史认知基础上创造的文化垃圾（图书、电视剧、电影等）充斥各大图书馆、音像资料馆里，这批老人的个人经历是宝贵的史料，对未来彻底客观评价毛泽东时代是必不可少的素材。没有这些个人经历的回忆，对毛泽东时代的认识将是理论和历史资料的梳理，而缺乏生动的实证内容。我期待着更多的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们能积极主动来抢救自己那宝贵的记忆。

 

        祝郝老万寿无疆！




*****两次经历说明：共产党和政府内还是有份知性感恩的力量*****

几年前从新加坡飞往国内某个城市做项目，因国内有个读书会要导读《金瓶梅》用我社出的，顺便订了几本《巨人的背影》，我就和几个同事多带了些。结果在国内出关时被扣。海关人员打开一个箱子刚好看到《巨人的背影》，就翻开目录和前言浏览起来，我顺便提了一下创造背景。然后他拿起电话请示上级，说：这里有位董博士多带些他自己编的金瓶梅，还有几本他在海外出的为毛主席辩护的书，如何处理？很快放下电话告诉我：董先生您把书都拿走吧，领导说了“在海外写书赞扬我们毛主席的学者，在我们这个城市理应获得尊重和照顾。”我感动的不行。这些书不值多少钱，但让我感到海关官员在信仰下的那份人情味。

两年后我和另一个同事又带两箱金瓶梅入关，海关查住看是我编的，海关官员说“董玉振这个名字有点熟”，我说：我写了本为毛泽东辩护的书和文章，可能您读过。他说：有印象了。董先生谢谢您写的好文章！您可以带着书走了。

中国百姓对官员普遍好感度不高。但我自己的经历中看到他们其实也是普通民众中的一员，一样有颗善良感恩而知性的心。也让我看到，我那巨大经济损失（直接投资损失和放弃工作的薪水损失，及机会成本）是非常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