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发表影响巨大的《为毛泽东辩护——兼谈邓小平历史责任和本来面目》(共8章,3万字)的长篇政论文章,十多年没有再写这种长篇了。最近几年关于台湾问题的思考零零碎碎,在刚过去不久的太阳花学运冲击下,我终于找个周末梳理了一下,形成这篇《台湾是如何失去大陆的?》长篇文章,希望能引起台湾民众的警觉。其它几章将会稍作完善陆续上网。惟最近突然手上业务忙起来了,但面对网友的厚爱,本人争取在一个月内全部上网。之后,我要在把散落网上的《为毛泽东辩护》的旧文在毛泽东去世祭日再收入我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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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是如何失去大陆的?
旅居新加坡学者 董玉振
目录:
- 台湾千年不遇的全民发展契机
- 高雄港外远去的桅杆
- 宏基兵败大陆的哀叹
- 晶圆“双雄”能雄几何?
- 台湾的迷失和继续沉沦的风险
- 台湾高素质民主政治的前提是统一
- 反思:大陆是如何失去台湾的?(一)认识台湾民众心态和政治取向
- 反思:大陆是如何失去台湾的?(二)大陆民众的责任检讨和自省
- 反思:大陆是如何失去台湾的?(三)大陆政府的责任检讨
1949年国民党来台后,曾在党内掀起了“国民党为何失去大陆”的讨论,今天,一类似的命题再次出现:“台湾是如何失去大陆的?”,一个与此可以比照参考的问题则是“香港是如何收获内地的?
”因为在大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历史上,香港和台湾在面对大陆腾飞的历史进程中,走了不同的道路,并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种结果包括:香港企业主在居民总人口的比例是世界最高的,香港在制造业整体北移的情况下,实现了向现代服务业的成功转型。具体到一些细分行业来看,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雄港拥有更大的区位优势和货柜吞吐量,但今天,高雄早被挤出世界十大货柜港口之列,而香港已多年位居其中。随着在台湾曾经拥有绝对优势的高端制造业领域代表性企业如宏基电脑、HTC逐渐被大陆竞争对手超越,台湾失去大陆市场和自身发展机会已经成为冰冷的现实。(作者:旅居新加坡学者董玉振博士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笔者借此文和台湾读者分享自己切身体会下的反思,尤其是在反服贸运动暂时冷却后,笔者有强烈的意愿,希望广大台湾民众能真正对台湾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期待在未来思考两岸关系时能有更加理性科学的判断,争取“光复大陆”的可能,避免在大中华腾飞中被边缘化的命运——这一趋势目前有加速成为现实的可能。
台湾千年不遇的全民发展契机
1989年初,笔者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完成硕士学业后,基于自己的政治理想,放弃进入航天部一院703所(火箭发动机研制)的机会而南下深圳工作,在两家港资企业里和深圳两年的生活中获得了一次精神上的震荡和认识提升。
当时我硕士导师的薪水在400元(人民币,下同)左右,我在深圳居然可以拿到600-1000元的薪水,深圳普通工人的薪水是187元;而同公司的香港工程师则在6000港币以上。当时一港币可以换1.2元人民币。收入差距之大让我目瞪口呆。当听说一个香港同事家里有台386电脑时,对我来说那简直是不可思议,因为哈工大我所在实验室最好的电脑才只是一台286和两台8086,承担着为返回式卫星和火箭发动机燃烧室研制专用机床的重大科研项目。更令我目瞪口呆的是,这个香港同事家里居然还有一台彩色喷墨打印机;而我的实验室只有两台针式打印机。偶尔也接触一些在深圳工作的台湾人,得知他们家里有空调、电脑和好几部电话,甚至有两台以上彩电,都让任何一个大陆人有种高不可攀的羡慕。要知道,这在当时大陆官员和教授家庭里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家里能有台29吋大屏幕平面直角彩电已经够体面了。差距咋如此之大?但在巨大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差距,那就是眼界和机会。(作者:旅居新加坡学者董玉振博士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抓住机会是需要条件的,香港和台湾中产阶级那相对大陆民众高的离谱的收入,也同时意味着,他们有足够的实力去捕捉大陆遍地的机会。他们拥有大陆民众还不具备的国际视野和现代商业经营理念,更是一笔无形的资产。当时在深圳能有几万元就可以开个高档餐厅,两万元就可以开办一家上规模的商店,我熟悉的深圳宝安区商品房每平方米只有几百元。对多数大陆人来说,很少人有实力去抓住这些机会。当时能拼凑出几万元创业的,不少已经成为成功的大企业,包括1988年任正非用两万元创立的华为。这点钱对于港台民众来说不过是几个月的薪水积累而已。(作者:旅居新加坡学者董玉振博士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当香港制造业整体北移后,香港并没有产生大规模失业潮,失业率长期维持在4%上下。原因很简单,大量制造业就业人士借机到大陆创业,或开办货运代理为珠三角企业的出口和香港货柜物流业建立联系。大量的受雇人士转眼成了雇主,香港社会一个规模庞大的老板群出现了。他们用在大陆经营中赚到的利润在香港消费,推动了香港服务业的大发展,从大量增加的游艇码头、节节攀高的房价,到世界最高密度的奔驰汽车,无不体现香港乘内地开放的机会而大发利市的成功。珠三角和大陆沿海快速增长的进出口货柜将香港迅速推向了世界十大货柜转运码头的行列。
记得当时曾认识一位香港人在宝安二十五区租了个100平方米左右的小厂房,雇佣几个女工组装办公桌上的小饰品。1991年我进入清华大学读博士的第一个暑假受前雇主之邀请再次返回深圳原公司工作一个月,该香港人已经从那里搬走。据物业人员讲,他搬到东莞租了一层厂房,雇佣上百个员工。这位香港人正是几十万香港人的写照,他们在香港的收入积累只能让他们过上不错的生活,但在各种生产要素资源都极其低廉的内地,他们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创业阶段,彻底改变了自己家族的命运。(作者:旅居新加坡学者董玉振博士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而同一时期的台湾人在干什么呢? 在戒急用忍!
台湾白领阶层的收入在当时比香港略低,但相对于大陆民众来说,台湾人从卖槟郎的女孩子到电子厂里的操作工,都足以全民进入富有阶级的行列。1990年台湾人均年收入达8000美元,是大陆的26倍,台湾2300万人口创造的产值相当于整个大陆的1/3,而且很多产业对大陆来说都属于大陆缺乏的高端制造业。那是一个钱淹脚踝的台湾。
台湾人和香港人比,又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香港人当时能说普通话的很少,发展空间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台湾人语言优势则使得整个大陆任你驰骋。台湾拥有远比香港更先进的制造业,技术人才专业范围也更加广泛。再加上大陆对台湾统战的政治需要,台湾人本来拥有比香港人更好的机会,来乘大陆改革开放的东风实现企业的提升和个人的创业理想。即使不擅长做生意,哪怕仅仅去北京或上海买两套房子,也足以让台湾人这辈子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要知道,当时北京市中心的房价为1500元人民币/平方米以上,上海最好的房子在2000元人民币/平方米。这个价格导致楼盘根本卖不出去,因为很少有北京上海市民能拿出几万元买这么昂贵的房子。但对多数台湾人来说,两年的工资就足以去上海黄金地段买套三居室,这套房子今日的价格在500万人民币以上。(作者:旅居新加坡学者董玉振博士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同一时期的台湾,也有个别人摆脱政治的束缚,勇敢挺进大陆,这些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小人物,在大陆舞台上展现了他们的巨大相对优势,康师傅、统一集团、顶新国际、郭台铭的富士康等,成就了他们的人生梦想。台湾人可能想象不到,康师傅和统一的方便面这种没技术含量的产业,在当时的大陆就可以一鸣惊人地打开市场,他们让大陆民众见识了碗装方便面的便利。以台湾的人才储备和产业界基础,本来可以产生几百个乃至上千个这样的巨型企业,这些企业会有办公室在台湾,从而为台湾带去高薪就业机会。但在戒急用忍的政策操弄下,让机会白白地错过。更有甚者,台湾不去挺进大陆这个文化相同的超级大市场,却荒谬的搞了个“南向政策”挺进越南。放弃机会而趋偏僻,也算得上是一个政治导向下的滑稽创意。对于那些跟着李登辉南向政策进入越南而这次越南反华动荡中遭受损失的台企,让我如何同情你呢?(作者:旅居新加坡学者董玉振博士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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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是如何失去大陆的?(一)台湾千年不遇的全民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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