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7日星期六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董玉振文章:滥用高科技禁运危及全球产业发展

【说明:本文于2019年7月12日发表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中国内地的《参考消息》不久可能转载】


滥用高科技禁运危及全球产业发展

董玉振

最近,日本针对韩国半导体制造材料禁运,以惩罚韩国就二战期间日本企业强迫韩国人劳动的赔偿问题的纠葛。以贸易禁运来应对外交和历史矛盾,在当今全球产业链分工日益细化的时代里,不能不说是个危险的做法。

利用高科技禁运对付其它国家,似乎是美国霸权的专利。美国几十年来以其超强独霸的地位滥用禁运的大棒,国际社会徒呼奈何而已经习以为常。美国也完全不在乎其它国家对此的批评。最近对华为和中国超算相关公司的技术封锁,是最新的案例。但长期以来,除了美国,世界其它国家贸易交往虽然矛盾不断,但以自己具有垄断地位的某种零部件或工业原料来针对性打击对方的战略性工业,尤其是针对性打击外交关系根本算不上敌对的贸易伙伴,日本的禁运是个危险尝试。

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全球合作不仅是现实,也是未来的需要,除非像美、中这种人口和经济大国有能力建立相对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甚至包括德、法、意、日、韩、俄这类科技实力较强的国家)都不可能也没必要去制造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全部零部件,高科技工业研发成本的日益提高决定了,一个国家囊括所有产业链环节,在经济效益和技术专长上都是不可行的。即使科技和工业强国如日本,在原材料和能源领域也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因此,各国政治家在使用“禁运”这一可能致对方产业崩溃,甚至国家经济危机的大棒来配合外交纠纷时,理应秉持高度谨慎和负责的态度。在没有战争爆发或不可调和的国家矛盾时,这一大棒将会带来如下严重的后果:
一、激化国家间的矛盾,破坏契约精神和国际贸易的信心,阻碍未来国家间的贸易与科技合作。这种破坏性甚至超越两国之间。在科技发展日益复杂的今天,这种破坏性将阻碍人来的技术进步。就拿华为来说,其强大的科技实力是由分布在世界很多国家的研究中心所组成,而不只是在中国内地的研究机构。在美国对华为禁运情况下,华为不得不收缩和美国大学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最近任正非也提到,如果没有孟晚舟事件,华为本来计划把加拿大作为主要的研究基地进行投资。可见,将政治因素肆意掺入贸易与科技合作,将击碎全球科技合作与产业链的顺畅运作。
二、激励各主要工业国在关键产业链环节的国产化替代。韩国于73日宣布对包括半导体材料在内的各门类投入6万亿韩元(合70亿新元)的预算,来应对日本的禁运。但要看到,以韩国的人口规模,要在所有关键产业的材料和零部件实现国产化是很困难的,即使技术上突破,也难以实现规模效益。日本的禁运则给世界各国发出警钟:禁运的大棒随时都会为配合国家间纠纷而被使用。这势必推动全球各国打破已经形成的产业分工而各自进行低效益国产替代。
三、禁运殃及全球经济复苏。美国对华为的禁运,首先直接打击了美国本土上游供应链的收益。要知道,半导体行业属于重资产高投入的行业,失去大客户对财务报表会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打击投资者信心。日韩贸易争执如果得不到解决,因为韩国半导体工业在存储芯片领域的市场份额太大,如果导致停产,存储芯片及下游用户如手机的价格必然上涨,甚至下游面临断供的风险;也必将重击全球股市。

日本资源匮乏,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理应成为国际贸易合作的积极推动和维护者,但日本进出口管理有个“白名单制度”,只有27个友好国家被列入其中。这本来已经是不健康的,这次甚至对白名单中的韩国动手。让与日本贸易密切,而国际关系并不很稳定的贸易伙伴不能不有所警醒。其效果将和美国禁运中兴和华为后,中国倾力打造国产替代产业一样,势必都会对未来全球产业合作和格局带来深远的影响。而且,长远来看,当中韩从美日的这种禁运阴影中走出来,那美日产业界将是自己轻率行为的长期受害者。

作者是本地出版人

国庆庆典邀香港警察观礼值得肯定,但还不够

(该文于2019年8月30日早晨首发于作者合作公众号“南洋智库”,该文发表后第三天,中央电视台CCTV13对本文极力推举的何君尧进行了采访,巧合耶?)


国庆庆典邀香港警察观礼值得肯定,但还不够

南洋出版社社长,战略与产业规划专家  董玉振博士

《环球时报》记者28日从有关渠道了解到,香港警队已收到邀请,部分警员将会在十一期间前往北京参加国庆晚会。其中将包括近日在香港处理暴乱事件中负伤的警员。据了解,此次赴京参加国庆庆典相关活动的警员人数大约为10人,7月30日晚在暴徒围堵香港葵涌警署时负伤的“光头警长”刘sir也在其中。

这是中央政府对香港警队的一个强力的支持,也是对慌乱不知所措的香港民众打的强心针。
最近一段时间,香港泛民派、港独派要求成立独立调查组,以调查警队用武不当的问题。我对此坚决反对。但让我很奇怪的是,在香港一些建制派议员的脸书上也看到成立调查组的建议,甚至特首最近在接待一个青年组时也表露警察高层阻力较大云云。我在一位非常知名的建制派资深退休公务员的脸书上留言道:面对这种高强度长期的街头对抗,即便警察有个别用武不当,也是难免的,和暴徒的无法无天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成立调查组,相当于拿着放大镜对警察执法吹毛求疵,这将极大地打击警队的士气,谁还会愿意去当警察?
成立独立调查组,根本是不可接受的。我对此持坚决反对的立场不变。
这次得知中央政府邀请警察参加国庆庆祝活动,无疑扫除了我的疑虑,是中央政府代表全国人民对香港警队的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支持和鼓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香港建制派或港府再敢去成立独立调查组,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那是对暴徒的屈服和迁就。香港这次暴乱持续如此之久,一些应对上的天真多少有点关系。
我还有个建议,希望中央考虑:
这次暴乱中,很多建制派议员要么缩头乌龟,要么坚持不足。但有一位议员表现极为抢眼,就是元朗议员何君尧。此君是律师,有不错的口才,熟悉香港法律,在与暴乱派斗争中有相当的优势。关键是,此君敢干,颇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气魄,甚至我怀疑此君是否可能熟读毛泽东的书,颇有风范。这次不仅从一开始就立场鲜明而坚定地与暴乱分子做斗争,在办公室被毁,父母坟墓被砸情况下,毫不退缩,不改其风格,继续与暴乱集团做斗争(很多建制派议员不敢出头,估计也是害怕家人被暴乱分子骚扰,这更凸显何君人才难得)。在反对暴乱,反罢课等方面表现抢眼。
因此,从鼓励先进,表彰付出,安慰其损失的角度出发 ,何君尧当是香港立法会议员的杰出代表,理应被邀请参加国庆大典。反对派一直将元朗白衣人事件与君尧扯到一起(白衣人事件发生的当天夜里,暴乱分子砸毁了何父母的坟墓),中央政府通过这个邀请,可以展现对以何为代表的真正爱国爱港立法会议员工作的充分肯定和信任。
实际上,面对今日香港复杂的局势,香港颇需要一位李光耀式的人物来扭转乾坤。李光耀的特点包括:1,律师出身,将法制武器和行政力量有机结合(这方面前面几任特首都是弱项);2,在法律框架内敢做敢为,无所畏惧,甚至一往无前。为自己的理想不惜干掉任何的拦路虎。李光耀的政治生涯干掉无数对手(包括贪官、反对党、左派、工会、国际媒体),从不妥协;3,强大的执行力。
何君是否具有这所有特质,我还不敢肯定,但他熟悉香港法律并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则被这次暴乱所证明。因此,何君如果能参选下届特首,也许是个不错的人选。
我在新加坡隔海投他一票。
除此以外,建议邀请香港教育界坚持爱国主义教育的校长或教师数名来京参加国庆观礼
香港教育界大部分已经被污染,但还有些爱国主义立场坚定的教育工作者的存在,为香港延续着中华文明的精神传承。这次暴乱暴露出来的一些书读到狗肚里去了教师和校长,但他们不是香港教育界的全部(但占比不低),还有一批坚持爱国主义教育的教师和校长,他们手下走出来的才是香港繁荣可以依托的力量。这些乱港教师的存在,更凸显了爱国爱港教师力量的可贵。、
因此,邀请几位代表性的教师和校长,是值得考虑的。
除此以外,对香港媒体的采访许可方面,建议国家有所动作,包括香港电台在内的这类火上浇油的媒体,就应该取消他们的记者证和采访资格,最终在香港媒体界将这些媒体和媒体人边缘化。并对那些在内地有巨量投资的企业,限制在这些媒体刊登广告(对台湾独派媒体也一样操作)。
港专校长将毕业典礼上不尊重国歌的学生逐出去并加以训斥
香港"己亥之乱"(我为这次暴乱起这个名字如何?)将载入史册。成为香港历史的分水岭。暴露出诸多问题,也必将锻炼教育一代民众。香港警队和何议员及坚持爱国主义教育的教师队伍,他们的凸显,是本次暴乱的一个收获,为下一步香港的治理提供了信心和人才储备。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董玉振文章:检视环境变迁 营造成长乐土

(这篇文章针对目前中学生电脑教育、智能手机伤害、纹身的风险提出政府制度建设的建议。和新加坡《联合早报》合作密切的中国内地报纸如《参考消息》希望能够转载。笔者提出这个建议不仅仅是针对新加坡,也是中国教育界同样面对的挑战,文章中所提制度建议也希望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

新加坡《联合早报》:检视环境变迁  营造成长乐土

董玉振

新加坡学生生涯最重要的一次考试——小六会考近日结束了,笔者和“天下”父母一样,伴随着犬子的考试临近而密切关注,至考试结束而如释重负,不管成绩如何,这只是一个学习阶段结束,前面的路还是要孩子们自己走下去,而且会越来越多地在父母的视线范围之外成长。真正的人生大考才刚刚开始,不仅在学校,也在校外。
为犬子成长之忧,当为天下父母之共忧。撰此文与政府和教育工作者切磋。
新加坡营造了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无疑是孩子成长的良好大环境,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检视每个新产生的风险因素才能推动社会管理趋于完善,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
本文提两个可能威胁学生成长的问题供讨论:

一、立法管制学生纹身
友人的儿子在本地一所优秀中学读书时偷偷纹身,我友非常意外和气愤,但知道此事时已经不可改变,纹身具有不可逆性。青少年在好奇的冲动下纹身,很可能导致未来后悔。中华传统文化里,讲究“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随意毁弃,既懂感恩,也是孝道体现。
纹身是对肌肤之伤害,自当谨慎。但现代学校教育下,这些已经不上台面。英文所承载的西方现代文明下没有这些内容,而华族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涵又传承得严重不足。
上述友人的儿子后来服兵役期间,炎热天气下军训导致纹身处出现红点,经军医诊断后只好转为文职军人,“因祸得福”。但笔者相信,新加坡国防部应该不希望太多年轻人由纹身而得此“福”。
因此,笔者建议,国会应该像管制烟酒类一样立法管制纹身。由于纹身的不可逆性,受管制年龄应该提高到心智足够成熟的年龄段,比如25岁作为允许纹身的年龄底线。这个年龄限制基本上排除了在校大、中学生这个思想最活跃而又不够成熟稳重的群体纹身的机会。

二、电脑教学检讨与智能手机管控
电玩成为一大产业,合法而快速膨胀,造就一些大型IT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对一些青少年来说,成为一种新式合法精神鸦片,轻者荒废学业,严重者造成早衰、视力快速衰退,甚至出现个别死亡的现象。青年学生贪玩和自制力弱是这个年龄层的固有弱点,又在学知识和身体发育的关键阶段。
教学引入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开始在中学生中普及,则创造了电玩的物质条件。如果管束不严,事实上等于在每个青少年的手里都放了一个危险的诱惑。据笔者了解,不少家长在约束儿子玩电子游戏方面感到头疼和无力。
国家严谨卖酒和香烟给未成年人,但电子游戏的伤害不弱于这两者。进入中学阶段,孩子们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更少,家庭的管束引导能力趋弱,依托国家和学校来重视这一潜在风险管控就变得非常关键。
笔者身为一理工科博士,一些思考却看上去有点“反科学”的意味,仅供参考:
1,新加坡教学积极引入电脑,其效果如何,需要教育部门做个深入评估。犬子四年级时,学校让家长在用和不用平板电脑的两种班做选择,笔者毫不犹豫选择了非平板电脑班,事实证明,他所在班的成绩要优于用平板电脑的班。
笔者当时倒不是考虑孩子成绩是否受影响,主要是觉得青少年时期要少对着屏幕,要多写、多读、多口头交流是非常必要的。电脑属于高科技工业产品,但一般电脑应用属于皮毛型的低智技能,比驾车和骑自行车稍微复杂一点,电脑和网络无法让青少年变得聪明,但难免会让青少年浪费大量时间在一些没价值的内容上。
尤其是无远弗届的互联网,既是有用信息的来源,也是消遣娱乐甚至垃圾信息的聚集地。其实,在美国硅谷科技精英为子女选择学校时,无电脑或少电脑教学被重视。
位于硅谷的半岛华德福学校,在硅谷科技精英家长中是声誉不错的一间九年制学校,该校教学理念之一就是少用电脑。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表明,对电脑投入巨资的教育系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中,其各方面成绩并没有明显突出。
2,初中阶段是否有必要限制智能手机使用,值得研究。笔者几年前留意到一个报道,中国一位中学生的父亲建议学校拒绝学生带智能手机进校,而他给全校每个学生配一个只能发短信打电话的功能手机。他的建议得到学校采纳。我认为这是负责的行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可以面对面、电话、短信、或电邮的形式。学校可以公共场合多放置电脑。这个建议看起来好像回到原始社会。
上述硅谷的半岛华德福学校的校规之一就是校园内全面禁止学生用手机,甚至是高年级学生也不许使用。笔者对此理念基本是认同的。智能手机带来通讯便利的同时,对于中学生来说,其负面影响很容易超越那点便利的好处,青少年难以抵抗各类诱惑,同学群体影响下而将时间浪费在游戏、脸书、即时聊天工具的群聊上面,而相应减少了阅读、户外活动等真正有利于成长的项目。互联网里的碎片内容,构筑不起一个人系统的文化素养和价值体系。


作者为本地出版人,战略与产业咨询专家

香港最高法院终于作死地踢到铁板上

(该文2019年11月19日首发于公众号“南洋智库”。 但当日即被监管机构删除)


香港最高法院终于作死地踢到铁板上

董玉振博士


所有关心香港时态的海内外华人和香港本土居民,最近几天都开始感到精神振奋,香港社会半年的恐怖阴霾似乎看到了被驱散的曙光。先是解放军驻军之特战队员列队走出军营和市民一道清理周边被暴徒破坏的道路,再是几百名暴徒们极其愚蠢地聚集在香港理工校园而被警方围堵插翅难逃。正在大家翘首以待结束香港动荡的最后决战之时,过去半年一直给香港和全国人民“滴眼药”的香港司法系统再出“幺蛾子”——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庭18日作出判决,裁定港府10月份制定的《禁止蒙面规例》不符合香港基本法,致使有关条款无效。

该裁决一出,像是给泛民派和海外看香港和中央笑话的反华派打了兴奋,外国媒体上各种“港府被高法打脸”“香港司法独立对北京的挑战”等起哄热闹一片。

香港体制实行三权分立,相互独立运作的行政(港府)、立法(立法会)、司法(法院系统),其中只有司法系统不要求法官必须是香港中国公民身份,法官采用终身制,这是当时中英谈判时留下的一个“肿瘤”(不明白为什么会在这个最关键问题上如此让步)。至于这个肿瘤是否会变成恶性的,当时似乎缺乏这方面的深远考虑。法官也是人,如果认为司法独立下法官就一定能做出公正的判决,那是天真烂漫。法官自身的政治立场(虽然法官不会轻易表露)、个人情感都会在司法判决上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香港泛民派政客是本次暴乱的主要支持和参与者,但滑稽的是,香港泛民政治领袖中,律师占比不正常的高,这些人都与港英殖民地残余法官有着密切的关系。泛民中的律师列在本文下面)司法系统没有回归,意味着在关键的社会准绳的话语权掌握在殖民地残留司法力量的手里,那香港的回归事实上只是一只脚迈进了国境线。甚至香港真正爱国爱港的力量在这样的司法体系下都未必能得到保护,相反,祸港力量则会大行其道。这次暴乱之所以日趋暴虐,原因之一就是“警察抓坏蛋,法院放坏蛋”的周而复始,正是给暴徒的保护和鼓舞,弱化了警队的执法效力。如果香港法院开始就采取严厉判决这些暴徒,相信香港这次受到的伤害不会如此惨烈。

但过去这种“警察抓坏蛋,法院放坏蛋”的游戏,因为还算不上特别大的判决案例,全国人大似乎还真拿香港司法界没有办法。他们会继续温水煮青蛙的手段继续扰乱香港法律对正义的维护力量。

但香港高法18日否决港府所颁布反蒙面条例的做法,则是让自己真正踢到铁板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臧铁伟19日就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庭有关司法复核案判决发表谈话如下:11月1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庭作出一项判决,其中裁定香港《紧急情况规例条例》部分条款不符合香港基本法,致使有关条款无效。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我们认为,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判断和决定,任何其他机关都无权作出判断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庭有关判决的内容严重削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应有的管治权,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规定我们正在研究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有关意见和建议。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19日就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庭有关《禁止蒙面规例》司法复核案判决发表谈话,对该判决产生的严重负面社会影响表示强烈关注……。 高等法院原讼庭判决《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赋予行政长官在某些情况下制定有关规例的规定不符合基本法,并裁决《禁止蒙面规例》的主要内容不符合相称性标准,公然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和法律赋予行政长官的管治权力,将产生严重负面社会政治影响。我们将密切关注此案的后续发展。希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司法机关严格依照基本法履行职责,共同承担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责任。
这次全国人大直接否定了香港高法的判决,应该是回归以来首次。这次香港高法的判决影响极其恶劣,回顾整个暴乱过程中司法系统的表现看,这绝对不是个偶然的司法判决失误
自港府颁布《禁止蒙面规例》后,已经有六起针对该条例的起诉,但香港最高法院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否决了港府颁布的这一条例,时机上甚是值得关注。

这几个月来已经让人们看到香港司法系统的严重问题,缺乏对司法系统的监督制衡,也成为一个体制性漏洞。中央、全国人大和香港立法会,应该丢掉对香港司法系统的幻想,如何在《基本法》框架内改革现有司法体系已经成了中央和香港必须严肃对待的课题。这次暴乱中司法系统的作死表现,则为检讨司法体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这次暴乱结束后,应该发起社会各界对本次悲剧的复盘检讨和反思,在教育、媒体、司法、行政各领域进行全面检讨,甚至追究一些明显涉嫌犯罪的媒体教育等方面的人员(如苹果日报和香港电台,对本次暴动的责任,是否有明显违法之处?但违法也判不了,因为司法权在敌营)。营造必须的舆论环境(马云控制的南华早报,好像这次表现也欠佳,那购买媒体干嘛?),香港司法系统的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检讨并推动改革,虽然阻力重重,但这是香港长治久安必须迈出的一步。抱着侥幸心理只会坐等下次更惨烈暴乱的到来。问题是,香港还经得起下次折腾吗?

++++++附泛民中的几位较有名气的律师(以下律师多数有英国国籍,有些在回归前是御用律师):

李柱铭:资深大律师,天主教徒,香港民主黨創黨成員(此货只要香港一出事就跑到欧美索要点赞)
梁家杰:港资深大律师,公民党主席。整体上媒体的家伙,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视频和形象,还不知道此货是何方人物,虽然听不懂广东话,但直觉告诉我,此人非好货。直觉诚不欺我。
郭荣铿:执业大律師,現任公民黨執委(首先跳出来说解放军打扫街道违法的那个货,欧美人很有兴趣培养的走狗)
何俊仁:执业律师,现任支联会主席(政棍,这次彻底赌输了)
杨岳桥:香港执业大律师,现任公民党党魁(油头粉面,BBC上首次看这家伙接受采访,一脸邪气,一看就不像好人)
余若薇,香港资深大律师,前公民党党魁及主席,前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女人坏起来可丝毫不弱于男人)
陈淑庄,香港执业大律师,香现任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是公民党创党党员,前艺人。
涂谨申,生于香港,香港执业律师,民主党及其前身香港民主同盟的创党成员。
吴霭仪博士,执业大律师,她亦是香港公民党成员
郑家富,执业律师,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前香港数码电台节目主持。

(董玉振云:当法律掌握在坏蛋手里,就是坏蛋祸害社会的时候。如果认为律师和法官就是正义的化身,那是理论上的描述和立法者的期望,但不是现实。法官与律师、教师、医生、高僧和牧师等,这些人的品德和价值取向,而不是专业技能,对社会影响巨大。现代律师越来越认利益,有人骂“连婊子都不如”,可人家妓女只是卖身赚点生活费,没害谁;可律师和法官坏起来,积业深重到够他们家子孙八代还的)


高举“红旗”的“求是”是时代需要

(注:该短文是给《求是》杂志的投稿,没被采纳,发于此处供参考讨论。该文的主旨是建议将《求是》的刊名恢复原刊名《红旗》,属于一般性探讨。2019年11月7日首先发表于公众号“南洋智库”


高举“红旗”的“求是”是时代需要

新加坡南洋出版社社长  战略咨询专家  董玉振博士

《红旗》或《求是》杂志创刊61年来,一直扮演着共产党理论方向性的角色,它的权威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价值,在党的理论探讨和建设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红旗》杂志,名曰“红旗”,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即红旗指到哪里,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就跟向哪里。

改革开放以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该杂志改名为《求是》,邓小平同志题写刊名。这一刊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明确了党的理论工作应充分解放思想,勇于探讨的时代精神;顺应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特点和需要,对活跃党的理论建设,探讨新时代改革开放理念,具有时代象征性。

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国家经济政策也在逐步从“效益优先兼顾公平”,转化为“和谐发展观”,共产党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初心在新一代领导层被反复提及和强调,《求是》杂志作为一个意识形态鲜明的党刊,应强调回归服务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论方向的角色。“求是”刊名带有明显的学术性特点,但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性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即便我们不去刻意强调它。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忽略阶级性的学术,并不一定能发挥旗帜作用,甚至可能发挥负作用。在追求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的今天,党重新强调其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本质角色,是符合时代需要的。重新高举“红旗”作为党的理论引领,正其时也。

因此,《求是》杂志应回复原刊号《红旗》,既是不忘初心的体现,也是对时代需要的呼应。作为党的首要理论刊物,由党创始人又是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来题字,是对党的历史溯源和传承的更好体现。

香港不是暴乱或恐怖主义,而是代理人战争

(该文2019年11月15日首发于作者合作微信公众号“南洋智库”)


香港不是暴乱或恐怖主义,而是代理人战争

董玉振博士​

香港的暴乱愈演愈烈,舆论和政府对这场暴乱的定位也趋于“恐怖主义”。在这场针对香港整个城市公共设施、平民百姓和游客的恐怖主义能如此惨烈的持续下去,背后强大的资金支持是离不开的。如果这个资金来源仅仅是一小撮或一两个散兵游勇的组织,这场暴乱的“恐怖主义”定义还可以适用,但如果背后有某个国家的支持呢?

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就不再是通俗意义上的恐怖主义,而是代理人战争。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暴乱的性质和处理态度。

中央点名的乱港四人帮,其实就他们的经济实力,并不足以推动香港持续如此久,动员能力如此大地祸害香港。他们不过是代理人而已。

战争行为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是借助于法院吗?非也,在香港司法系统已经高度被渗透的情况下,已经证明香港司法系统部分失效,缺少司法的地方,就是罪恶滔天,人性丑恶遍布的地狱。

要止暴制乱,有长、短策。短策,就是尽快恢复秩序,长策就是第二次回归。就短策来说,通过改革香港司法系统是来不及的,因为阻力会大到极难操作。也就是说,现在靠香港司法体系短期内不可能终止这次“内乱”,只会越演愈烈。尤其在背后有某个国家集团的支持下,这种针对中国的代理人战争的代价毕竟小的多,风险低的多。外部势力怎么可能会就此收手?

俗话说,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我们清楚知道香港暴乱的组织者是谁,但为什么至今对这些人没有采取行动?需要呈堂证据吗?我上面提到,靠香港司法短期不可能终止这次暴乱,因为这是战争。战争的非常时期,把司法放一放吧,先解决掉一批头目,是必须要走的一步。否则,因为那几十个人而让整个香港社会付出代价,太不值得也太不明智了。

当然,要除掉这些幕后操纵者,拔除本次暴动的骨干力量,让这些外部势力信赖的代理团队失效,用合法的手段可以做到吗?上面已经提到,香港司法已经被渗透,对付一个废青的违法行为都力有不逮,还指望香港司法体系去对付那几十位骨干成员?死了心吧!!

战场上还高喊法制精神,那是宋襄公式仁义观的体现!香港媒体还在对香港警察鸡蛋里挑骨头的情况下,如果不能重新定位这次暴乱,香港暴乱看不到止息的契机。

战争,就要用战争的方式去应对!

请中国政府详察!

借251事件羞辱整个华为有些缺德

(该文2019年12月7日首先发表于作者合作公众号“南洋智库”,但当天傍晚即被计算机管理监察机构责令删除。很遗憾,转贴于此存念。)



借251事件羞辱整个华为有些缺德

南洋出版社社长,战略与产业咨询专家  董玉振 博士

最近围绕华为员工李某被关押251天后无罪释放的讨论铺天盖地,华为作为大型企业,被轻松扣上鸭霸的帽子,李某则作为个体,顺利被放在弱者的位置上而获得无数同情。

华为在中国就有几万员工,各个部门分公司管理团队出现问题,本来就不是个令人奇怪的事,做错了,私下和解,或诉诸于法律让华为承担法律责任。法院没有给华为定罪,观众们肆无忌惮的把华为作为发泄的对象,则有点过火。即使这件事全怪华为,那就走法律程序,让华为付出代价好了。但全民做法官来审判华为,则荒谬透顶。

我没功夫看太多帖子,但有几个点引起我的注意,使得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写此文:

1,多篇文章拿李被关押251天和孟晚舟被关押相提并论,是令人发指的无耻。

写这个文章的人是否有海外什么背景,我不肯定,但我肯定的是,您的愚蠢是绝顶的,因为你连一些基本的概念都搞错了。

李被错误关押251天,是个国内法律问题,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如果李不服气,可以继续上诉告华为或深圳法院,让他们赔你几个亿。祝你打官司成功!但不论如何折腾,这都是一个个体与一个国内企业的个别法律事件。无关政治,甚至无关你我。我们可以同情弱者,但不能用同情来代替法律。尤其在这个案件复杂程度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251就能概括的情况下。

孟晚舟事件则性质完全不同,这不是任总自己的家事,也不是华为公司自己的内部事务,是关乎中国人在国际上是否应该得到尊重的大事,是关乎国家尊严的事,是关乎中国人未来行走于世界各地的安全和尊严的事。即便华为是个狗屎公司,中国也不能对孟晚舟置之不理。

国内每天都有司法案件发生和过堂,世界其它国家也一样,在美国用枪精确瞄准总统的杀手可以被法院判无罪释放,就是因为突然发现有精神病(就没见过有公知攻击这种厚黑事件)。但不能因为国内有各类案件或冤案的发生,国家就要求外交部取消对国民海外权益的领事保护。

互联网时代不应该给这些自媒体“人类”提供一个恶心他人的舞台。

不知读者是否还记得孟晚舟刚被抓时,网上一片揭孟晚舟隐私的帖子,从她的豪宅,到家人,到护照,这些烂文章不去同情同胞被外国冤枉的不幸,甚至拼命在人家伤口上撒盐,烂人当道! 我忍无可忍,在一篇本来是想谈谈策略的文章中插话批驳这种毫无道德的社会现象。烂人掌握了话语权,简直太可怕了。(媒体控制太必要了)
请参考旧作:


2,看到一个叫李x傻的前记者在自己公众号写的一篇文章,他号称采访过华为,把华为描绘成白领地狱,甚至揭任正非岳父是副省级,根本不是什么白手起家,等等。

这种无聊的文章很多,我本来不想理会,但看到很多人在转,此文甚至获得很高的点击量,我觉得有必要说几句:

华为是否白领地狱?华为的大门是敞开的,任何人可以自由退出,没有人强迫你在这里工作,地球人都知道华为工作的压力之大,但那么多优秀人才挤破头要进入华为,这个记者听过这样的地狱吗?之所以有人说是地狱,只能说明,你的境界还达不到那个高度,所以,在你心中的地狱,确是有志于干成一番事业的工程师们挥洒青春的殿堂。在中国,不仅华为,中兴、武汉加速建设的存储芯片企业长江存储,还有众多的军工企业,哪个企业的工程师轻松?在中国受外国技术封锁和不合作的情况下,突破一个个技术环节,不拼命哪行?中国的国运和尊严是靠这些人拼出来的。我一想到华为被美国封锁带来的各方面的挑战,都为他们管理层捏把汗,产业链替换你知道有多难吗?你以为这是造砖厂更换挖土坑那么简单?(中兴被封锁而休克时,看一群傻子如何嘲笑中兴研发能力不足!白痴就不该给互联网上的话语权。日本仅仅就三种化学原料禁运韩国,几乎把韩国吓傻,这三种韩国无法制造的材料如果找不到替代来源,韩国整个半导体工业和面板产业就完蛋了,会骨牌效应导致韩国经济的崩盘)华为几万员工这次如果能在美国全面围堵下活过来,对中国和世界都将是载入史册的大事。将标志着,由美国人奠基并掌握绝对优势地位的IT芯片、互联网时代的产业基础,已经从根本发生了转移,美国除华尔街,再也没有无可替代优势的高科技产业集群用来称霸世界。这后面包括操作系统及生态建设,芯片和通用零部件设计制造,EDA工具和IP等。这些曾是美国独步天下的行业,现在发生根本性动摇。是华为几万员工的拼搏精神(也包括目前被拉动起来的整个配套行业),为中国产业界树起一面大旗。当任正非形容华为是一个到处是破洞的飞机,我脑袋中却总浮现下面这个对越自卫反击战上的照片:
还记得大庆油田的王进喜吗?他当年“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号,何其伟大!是的,王进喜40多岁就去世了,少活20年。但没有那一代千千万万个王进喜打下的基础,现在这种记者和公众号小编算个屁。在这些记者的眼中,当年的大庆油田就是王进喜们的地狱。
但那不是地狱,是真正有抱负者的天堂!他们的人生你不懂!

在这种公司里拼一下,总比在一些管理巨烂,效率低下,东抄西拼,办公室政治复杂的破公司更有价值,寒窗20载走向社会,总要做点有价值的事吧。能和一群同样有才华和愿意拼命的人一起工作,总比浪费在无聊的扯皮上有点意义。

中国电子和通讯工业基础落后,华为和中兴所从事的领域,是和美加的摩托罗拉、朗讯、北电,欧洲爱立信、阿尔卡特、诺基亚,东亚的富士通、NEC、三星这些顶尖高手竞争的行业,不同于房地产、金融业、服装鞋帽玩具。华为中兴在中国落后基础上异军突起,华为成为世界老大,中兴也不遑多让而位居世界第四(5G领域能排第三吧)。我读本科硕士和博士期间,也曾幻想着中国高科技的崛起,但没想到会这么快在如此尖端的行业里居然中国人会如此牛逼哄哄地阔步走在世界的前面,甚至惊动美国以举国之力来打击两个公司。这些公司不论有什么的样的问题值得讨论或批评,但作为工程师背景和有民族主义情怀的我,都发自内心里尊敬他们为民族复兴所做的突出贡献,实现了我曾经的幻想。这是一帮耍嘴皮的记者和公众号写手们永远无法体会的。而像任正非这样有远见和情怀的企业家更是教科书级别,是和平时期的集团军司令。

华为、中兴,确保了中国5G时代的通讯安全,也一举在全世界消费者面前改善了中国的产业形象,这是几万名工程师和优秀管理者拼命的结果。中国的公众号和博客全部消失,这帮傻叉全部闭嘴,国家损失可以忽略,但这些工程师要全部睡觉,国家立马陷入危险的境地。

一群普通人渺小而伟大的付出,构筑起时代的骄傲和国家安全的基础;在另一些人眼中,永远看不懂,因为不在一个层次上去理解人生。这是高贵和卑贱的分野。

3,任正非的岳父是谁有必要讨论吗?

我们无法确定任正非创业的初期是否借过他岳父的光,关键是,他如果借光的话,他用来干什么啦?炒作房地产后把资金转往海外,或利用内幕消息赚股票钱后拔腿就跑?或者损人利己?如果一个人利用自己的资源做出对社会有巨大贡献的事,我不认为因为他借助于某个资源(只要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就一定是错误的。我也有一堆伟大梦想,如果我哪天遇到个部长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帮助我成就了梦想,并且这个梦想为社会带来巨大好处,那我需要因为借助于这个部长的帮助而感到惭愧吗?

比尔.盖茨借助于他母亲在IBM的影响力而成就了微软,但他不需要感到难堪,他给美国和整个电脑业做出了贡献。

当然,如果你想用任正非岳父是副省级来安慰你自己那失败的人生,这个药方可能有用,因为你没有个这样的岳父成为你失败人生的借口,那您就好好服下这个药。
任正非1970年代就因为在企业搞技术革新而上过报纸,本身并不是菜鸟。

1977年10月8日至11月5日在全国基建工程兵工作会议上,当时的青年技术员任正非因研制成功空气压力天平受到大会表彰,并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的接见。1977年10月14日《文汇报》专门做了报道。


你不会欣赏成功,不懂得尊重贡献者,决定了你永远不可能有这样的资源。你也只能在一个失败者的情绪下,去寻找攻击贡献者的借口来获得几天心理的平衡。

法律问题就法律解决请251事件当事人李某诉诸于法律,凭借滔滔民意,别错过这么好的机会,让华为赔偿你几个亿精神损失,如果成功,分一亿给律师,还愁找不到最好的律师?如果担心深圳法院受华为影响,那就一直告到北京最高法院。如果你能打官司成功,我恭喜你。如果你打不赢,或不想打,其他人就闭嘴吧。作为吃瓜群众,不要一听到这类事立马定义弱者为正义,强者为霸道。我也曾被一个卖烧饼的敲诈过几块钱。

即使你告到最高法院把华为打败了,董某上面的内容一样不过时,某个案子上华为犯罪,那就让华为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我继续支持国家力促释放孟晚舟,继续尊重华为对中国信息工业的贡献。尤其在美国誓死干死华为的今天,我始终是华为的坚定支持者!

毁掉华为是美国的目标,如果在美国的制裁下华为真的垮掉,全世界都会跪倒在美国面前。华为挺住,不仅关乎中国的产业未来,也关乎国家尊严,否则,未来中国不得不在多方面对美国做出让步以换取产业链的安全。

当然,如果您是拿着美国人的钱的公知,本文对你显然没有意义。上面那个记者提到曾在南方某个报纸做记者,我也就明白他为啥尽力攻击华为了,因为南方某报多年来的观点总是和某国特接近。